英文名：Roberto Baggio

出生日期：1967年2月18日

身高；1.74米

体重：72公斤

曾效力的俱乐部：维琴查，佛罗伦萨，尤文图斯，AC米兰，博洛尼亚，国际米兰，布雷西亚

场上位置：前卫或前锋

婚姻状况：已婚，妻子安德莲娜，孩子有女儿瓦伦汀娜和儿子马蒂亚、莱昂纳多

所获荣誉：

意甲冠军 2次 94-95、95-96

联盟杯冠军 1993

意大利杯冠军 1995

世界杯季军 1990

世界杯亚军 1994

世界足球先生 1993

欧洲足球先生 1993

国家队出场56次 进球27个

联赛出场：452次 进球：205个

巴乔在意大利是最受爱戴的球星，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球星。有人说他是犹大、雇佣军；有人说他是小明星或死蟹一只；有人说他是美国世界杯决赛上失败的罪人；还有人说是个虚假的佛教徒。巴乔过去总是任人说三道四，现在则以一部自传予以回答。

巴乔的自传《天门》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自传出版之前在意大利已引起轰动，出版后也一时洛阳纸贵。原书采取问答形式，日本著名佛教领袖池田大作为之作序言。该书篇幅较长，共有280页。



“足球是我的病”

我于1967年2月18日出生在卡尔多尼奥。卡尔多尼奥是个有8000人的小镇，离维琴察10公里远。在8个兄弟姐妹中，我是老六。我父亲喜欢踢足球，后来成为自行车赛手，因此我们的名字都与运动员有关。父亲给我取名罗伯托（Roberto），这是他所崇拜的两个球星博宁塞尼亚和贝特加的名字。

我是个单纯天真的孩子，对很多事情特别敏感。每当我听到街上救护车开过的声音，我就大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4岁的时候。现在我还保留着一份天真，我感到满意。我的女儿瓦伦蒂娜也是如此，这应该是遗传因素吧。

足球是我的病。从6岁起我开始踢球，踢的是网球或纸糊的球，反正是圆形的东西我都踢。家里的走廊7米长，2米宽，是我们的球场。比赛是2对2，我的两个哥哥，加上我叔叔，其他人是球迷。我一边踢一边做现场解说，进球的总是我。太妙了。

我妈妈总是说，我是她最调皮的孩子，一分钟也闲不住。在我父亲开的修车铺前，我经常对着墙踢球，有时踢碎街灯，父母很生气。但我会讨好，道个歉，做个鬼脸，事情就过去了。下雨时我父亲也让我进铺子踢球，我照例将铺子踢得乱七八糟。父亲骂我，P股上也少不了挨上几脚，但以后一切又从头开始。这是日常生活的大循环。

我的家庭比较贫困，父母经常没有钱给我们买圣诞礼物。我发疯想要的是球鞋。有一次，我看中一双鞋，尽管太小，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地买下。穿上它踢球时，脚趾头痛得要命。还有一次，我买了一双有鞋钉的球鞋。这是我梦寐以求的鞋，当天就穿着它上床。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床单给鞋钉弄坏了。我记得当时忍不住大笑，但我妈妈一点也笑不起来。

我的所有时间都用于踢球，学习成绩比较差，初中二年级还留了级。我是个聪明的学生，但不用功。对我来说，学习意味着剥夺踢球的时间。我们的时间紧得要命，当时我们同学间有个规定，谁在一场比赛中缺席，下次就再也不要来了。这是一个可怕的威胁，所以比赛时总是一个不少。我们先踢两个小时的比赛，夏天太阳热得让你晒出脑油，但谁也不管。

比赛后，我再去卡尔多尼奥少年队训练，饭也不吃。这个节奏很荒唐，导致我没有时间学习。有一次，中学老师托德斯卡托对我父亲说：“如果书是圆形的，巴乔也可以做我们的老师。”

打猎之趣

足球之外，打猎是我儿时的乐趣。我打猎是为了和父亲在一起。我爱我的父亲，而我父亲爱打猎，我觉得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太少。5岁时我发现了亲近父亲的捷径：喂养他打猎用的引鸟。



这可是一件苦活儿，鸟食要合适，鸟笼要干净，鸟儿不能生病，也不能长虫。先要去掉鸟儿的野性，将它们养熟了；然后训练它们鸣叫。鸟儿在陌生和嘈闹的环境中总是一声不吭，要让它们慢慢习惯噪音，习惯打猎用的棚屋。

在夏天，我们将鸟儿移到地下室深处，让它们将夏天当成冬天，将即将到来的秋天当成春天。秋天一到，我们开车到打猎地点，把鸟笼挂在树上，鸟儿就像唱片机一样唱个不停。

每次打猎都像节日。大人们凌晨一点起身，准备打猎用的一切。父亲一般两点半将我叫醒，但有时我根本就没有睡，我怕父亲不带我去。秋天凌晨很冷，父亲常犹豫带着5岁的儿子打猎是否明智，但如果他将我留在家里，我就闹得翻天覆地，父亲只有让我多穿几双袜子，厚得鞋也穿不上。

我们一般在周末驱车200公里，到弗留利地区打猎两天。我们小小的远征军带着60至70个鸟笼，还有猎枪、食物、小棚屋等物。天亮之前，我们到达打猎地点，天上有许多星星，寒风刺骨。

第一次打猎时，周围什么也看不见，我因寒冷和害怕全身发抖。父亲对我说：“罗比，不要害怕，跟着我，走快点。”我的任务是在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开枪后到树下的草丛中找猎物。我总是将死鸟紧紧地抓在手上，然后骄傲地交给父亲，仿佛这是我的功劳。

天亮时我们吃早饭：面包和奶酪或香肠。我记得父亲总是喝点葡萄酒，有时也让我尝一口。我一边吃东西，一边第100次数死鸟的数目，然后就倒在毯子上昏睡，大人们打猎的枪声只能让我睁开一只眼。

我们从不在一个地方打猎，每次都是新地方，每次看到新东西，每次都如同一场演出。

我开始打猎是为了和父亲、和亲人在一起，后来打猎成为我的爱好。海明威说，打猎是与生命建立一种密切的个人关系的方式。我同意这种说法。与生物在一起，你要生活在它们中间，观察它们，理解它们，有时也杀死它们。打猎时，你在世界之外，在时间之外，你忘乎所以。打猎培养你的耐心，有时一个猎物会让你等待整整一天。打猎时我忘记痛苦和疲劳，因为我乐在其中。

在卡尔多尼奥儿童队时，打猎让我和启蒙教练泽内雷吵了一架。在1979年，我进了42个球，助攻了20个球，是“希望中的希望”。一个周末，我照例和父亲外出打猎，没有参加周六的训练。泽内雷是镇里的面包师，过去曾在丁级队踢过球。周二他一见到我就说：“哈，又看到你了，猎人渔夫，欢迎你回来。”

他居然称我是猎人渔夫，这怎么行？我一气之下掉头走了。如果说今天我很有自尊心，当时更加厉害。4天后有一场重要的比赛，3个队友到我家里劝我上场，我回答说：“不去。”经过几个小时的说服，我才同意参赛。

比赛之前，球队主席、镇里的水管工对我说：“看你今天踢得怎么样，猎人渔夫。”上半场我进了5个球。中场休息时，我走到他面前说：“够了吗？或者您还要其他进球？”下半场我又进了一球，比赛的最后比分是7比0。

从10岁开始，我不得不停止打猎，因为比赛频繁，也因为我害怕别人再叫我“猎人渔夫”。10年之后，我在佛罗伦萨经不起野鸭的诱惑，又重新拿起了猎枪。

伤痛，我忠实的情人

我在卡尔多尼奥儿童队开始小有名气。1980年，在我13岁时，维琴察买进了我，价格是300美元。维琴察没有儿童队，要在少年队踢球必须满14岁，所以从当年9月到次年2月，我只训练不比赛。第二年，维琴察取消了少年队，我又有一年不能参赛，但我有幸随同一队训练了6个月。从1982年开始，我加入了一队。



当时维琴察是丙级队。在维琴察的头一年，我开始习惯冷板凳，这是我平生最可怕的恶梦。事过20年，我觉得乔治教练这样做是对的，我毕竟才16岁。第2个赛季，我的踢球空间还是不大，只参赛6场，但进了1球。维琴察想冲进乙级联赛，但没有成功。

从1984年起，教练正式让我参加一队。我参加了29场比赛，进了12个球。这是一个辉煌的赛季，我踢得出色，这是我走向职业球员的起点，我是球迷的的宠儿。维琴察因为需要钱，开始在球市上拍卖我。

最想要我的是桑普多利亚，但该队主席曼托瓦尼在关键时候因心脏病住院，转会一事遂无下文。在对我感兴趣的球队中，佛罗伦萨主席庞特洛伯爵出了150万美元的最高价，维琴察立即接受了，我对此不能说不，因为维琴察需要钱。那是1984年5月3日，想不到两天后发生了悲剧。

5月5日，维琴察对阵由萨基领军的里米尼。开场不久，我首开纪录，1比0。后来我从后面追赶一个球员，突然滑倒与他撞在一起，右腿关节严重骨折。我立即感到痛得可怕，如同有一把刀子插在腿上。

一个月后，在法国圣艾蒂安医院，布斯凯教授为我动了手术。当时这种手术很难，不少球员因为同样的问题告别了足球。手术进展顺利，但也很可怕。手术时医生用钻头在胫骨上钻孔，用刀将肌腱割断，然后将肌腱通过胫骨孔拉紧，最后缝了220针固定。明白吗？220针。

当我从麻醉中醒来时，我很害怕。我的右腿萎缩得如同胳膊，我像个有三只胳膊一条腿的畸形儿。剧烈的疼痛摧毁了我，绝望之下，我对坐在病床前陪我的母亲说：“妈妈，如果你爱我，你就杀死我吧，我实在受不了啦。”手术后的两个星期中，我的体重减了12公斤。

从那时起，我就是以一条半腿在球场上踢球，现在还是这样。如果我要在身体完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踢球，我每年最多只能踢两三场球。伤痛一直与我为伍。伤痛确实爱我，从不离开我。如果伤痛是个女人，那她就是我的情人，一个忠实的、永不满足的情人。每天对我都是一场考试，每次训练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训练。

1985年夏天，我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佛罗伦萨，当时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1986年初，我遇到了马尔德拉，他和我受了同样的伤，在同一阶段动了手术，7个月后就返回了球场。我向他打听原因，他告诉我，他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按摩师叫帕尼。从此，我开始跟随帕尼，我们成为朋友，他的帮助对我的康复是不可缺少的。

1986年1月，我代表佛罗伦萨青年队参加了维亚莱乔杯赛。1月26日，我首次坐在意甲替补席上。3天后，我在佛罗伦萨对乌迪内斯的足协杯赛中踢了17分钟。过了1天，我在维亚莱乔对纽约太平洋队杯赛中踢了全场比赛，我们以2比0取胜，两个球都是我进的。

9月21日，我终于参加了对桑普多利亚的意甲比赛，但4天后，我在训练中旧伤复发。12月6日在对锡永队的热身赛中我试着上场，不料右腿半月板又一次受伤。在母亲的说服下，我回到圣艾蒂安医院再次动了手术。

虽然这次手术简单得多，但我非常害怕手术后醒来时与上次一样疼痛。手术后一睁开眼睛，我就对母亲说：“妈妈，什么时候做手术？”母亲回答说：“罗比，你看，手术已经做了，一切都顺利。”在我生命最美好的那一刹那，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将返回球场，我将所向披靡。”

信佛与结婚

1987－88赛季，我在佛罗伦萨踢了27场比赛，进了6球。我的进球比较少，主要是伤痛作怪。我很少参加训练，上场比赛时往往10分钟后就觉得精疲力竭。我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开始信佛，这并非偶然。



1988年元旦对我是个有象征意义的日子。这是新年的开始，也是我新生活的开始。元旦清晨7点半，我敲响了毛里齐奥的家门。毛里齐奥是我在佛罗伦萨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佛教徒，也一直劝我皈依佛教。

我原来是天主教徒，小时候常去教堂做弥撒，但我对天主教的信仰并不深，当我停止做弥撒时，我意识到这仅仅是个我的一个习惯罢了。在毛里齐奥的一再坚持下，我对佛教发生了好奇心，开始羞羞答答地到书店找一些佛教书籍看，最后在1988年元旦决定试一试。

和许多人一样，毛里齐奥通宵达旦地欢度除夕，3个小时前才上床睡觉。他睡眼朦胧地开门说：“是你啊，出什么事了？”我回答说：“我必须开始信佛，现在，立即，如果你现在不答应，那就算了。”

毛里齐奥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他说：“你疯了，应该把你绑起来。什么时候不行，偏偏现在？你脑子里有魔鬼吧。”他当然没有拒绝我的要求，就在1988年元旦寒冷的清晨，我揭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停下。我每天至少打坐念经2次，每次至少1个小时。在任何地点，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从不间断。

佛教的基础是革命性的，讲因果报应，每个人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负责。当年受伤时，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轮到我？”佛教让你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人生就是苦谛。我身上伤病很多，很容易产生停止踢球的念头。但后来我明白了，生活就是挑战，佛教则教我不断地挑战。

佛教让我寻求觉悟，给我力量，帮助我避免迷失。举个例子吧，我在维琴察儿童队时，我们踢得很漂亮，有时会有千把人来看比赛，但最后踢出名堂的只有我。数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我当时的一个队友因为吸毒而被捕。我很痛苦，为了这个朋友，也为了自己：又是一个人迷途了，而我未能帮助他。

迷途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佛教，我现在可能正在卡尔多尼奥和父亲一起打铁，或者更糟，沉迷于吸毒或其他恶习中。

在这个时期，安德蕾娜从卡尔多尼奥搬到佛罗伦萨和我同居。在伤痛的日子里，她对我也是个极大的安慰。

安德蕾娜是我儿时的邻居，我在15岁时与她相爱。那是1982年7月24日的晚上，我和朋友踢球一直踢到晚上9点半。安德蕾娜骑着摩托车3次经过球场，第3次她准备离去的时候，我取下她戴的一只戒指对她说，我要3个星期后才从维琴察回来，我戴上这只戒指，这样你不得不想我。

当我到维琴察训练时，我坠入爱河，不能自拔。当我回到卡尔多尼奥时，发现她也是如此。于是我们订了婚。那是1982年8月16日。

1989年7月2日，我和安德蕾娜举行了婚礼。7月1日，我为佛罗伦萨踢了对罗马的联盟杯资格附加赛，比赛结束后，我返回佛罗伦萨拿了一些东西，然后回到卡尔多尼奥。晚上，我和一个弹吉它的朋友到安德蕾娜卧室的窗下唱了一晚的小夜曲，直到凌晨7点才睡觉。3个小时后，我们举行婚礼。我困极了，喜筵吃到一半，我已经闭上眼睛呼呼大睡。

婚礼是在天主教堂举行，有人批评我说，作为佛教徒，我不该这样做。我知道这是个矛盾，我这样做是为了安德蕾娜和我的父母，他们很在乎这个。如果是现在结婚，我们不会在教堂举行婚礼，肯定不会。要知道，当时我信佛才一年多，家人都怀疑和反对，安德蕾娜也是如此。

但是后来有一天，我看到她在我后面念经，几乎是躲在那里。她已经明白佛教对我的帮助。从那天起，她就没有再停下来。打坐念经成为我们共同的生活需要。

“我被出卖了”

1988－89赛季，佛罗伦萨获得了欧洲联盟杯资格。教练埃里克森对我很信任，我参加了30场比赛，进了15球。1989－90赛季，我在32场比赛中进了17球。虽然佛罗伦萨在联盟杯中打进了决赛，但球队在联赛中成绩不佳，为此几换教练。对我来说，这是个波动的赛季，我卷入了可怕的转会风波。



1989年夏天，佛罗伦萨老板庞特洛伯爵与尤文图斯老板阿涅利达成了我的转会协议。当AC米兰老板贝鲁斯科尼试图买我时，阿涅利回答说，巴乔已经是尤文图斯的人了。

我当时不知道这桩买卖，最重要的是，我不愿离开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接近了我，佛罗伦萨城非常美丽，球迷非常热情，我也结识了许多朋友。佛罗伦萨就是我的家，我为什么要离开？

1989年12月，我在佛罗伦萨买了房子，并开始装修。在我的要求下，我和佛罗伦萨的合同续签到1991年6月。当人们纷纷议论我将转会的时候，我对球迷说：“我将留在佛罗伦萨，我将把这句话写在城墙上。”我是真诚的。

当我逐渐了解事实真相后，我对庞特洛说：“我要留在这里，我可以少拿钱。”但他回答说，如果我留在这里，他将“胡作非为”，让佛罗伦萨只有降级的份。

没法和庞特洛谈下去了。1990年夏天，我到罗马偷偷地见了切奇·高里（注：后来成为佛罗伦萨老板）。我对切奇·高里说，我想留下，如果他购买佛罗伦萨，我将终身为佛罗伦萨效力。他答应与庞特洛谈这件事，但第二次见面时，他对我说没有希望，因为只有我走，庞特洛才卖俱乐部。如果我留下，庞特洛也将留下，佛罗伦萨将降级。我这下明白，我不得不走了。

说到底，不是我离开了佛罗伦萨，而是庞特洛伯爵赶走了我。我不是背叛者，我被出卖了。我的所有努力如同在与风车作战，一个人单枪匹马无法与一个体制对抗。当时还没有博斯曼判决，球员完全属于俱乐部。我无能为力，感觉坏透了。

尤文图斯是佛罗伦萨不共戴天的敌人。在1990年的欧洲联盟杯决赛中，佛罗伦萨的对手偏偏又是尤文图斯，这也是命运使然。我们输掉了决赛，我在比赛中也卖了力，但我的心情极坏，表现很一般。

1990年5月18日，在联盟杯决赛结束后两天，我转会尤文图斯的消息正式公布。转会费是250亿里拉（1300万美元），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所以媒体称我是“250亿里拉先生”。我在尤文图斯的年薪是佛罗伦萨时的3倍，我不在乎钱，但既然我必须走人，至少应该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于是我同意去尤文图斯。

在确知我走人的消息后，佛罗伦萨城爆发了，球迷对俱乐部发动了战争。我当时在家乡卡尔多尼奥，对电视和报纸上的所见所闻简直不敢相信。我是个爱安静、爱和平的人，现在却成为我所热爱的城市骚乱的起因。我只能独自流泪。

我累了，我再也没有力气与命运抗争。我妻子怀孕了，而且1990年世界杯也迫在眉睫。

在世界杯上坐板凳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就要到了，气氛非常沉重。国家队集训中心在Coverciano，离佛罗伦萨只有一步之遥。远处可以听到佛罗伦萨球迷造反的噪音。情况如此严重，于是维奇尼教练决定将训练中心对观众关闭。我得躲在警车里进入集训中心，训练之余，我躲在房间里足不出户，打坐念经是我唯一的安慰和药方。



我入选过老马尔蒂尼的意大利21岁以下队，也入选过佐夫的意大利奥运队，在1988年欧洲杯结束后，维奇尼将我召入国家队。1988年10月，我首次入选国家队，但没有上场。11月16日，我首次在国家成年队露面。

1989年4月22日，在难忘的意大利对乌拉圭友谊赛中，我射进了一记任意球。罚任意球之前我心里很害怕，当看到球进网时，我非常欣喜。在国家队进球是我儿时的梦想。困难的时期终于过去了，我内心一片平静。

我的辉煌之日是1989年9月20日，在这场对保加利亚比赛中，我进了两球，还有一次助攻。媒体普遍承认了我，给我打的都是8分。

我和国家队球员的关系良好，特别是尤文图斯队友塔科尼和斯基拉奇对我很热情。我和维奇尼的关系也是真诚的。维奇尼总是说，要保护我避免受到外界的压力，特别因为我是意大利转会费最高的球员，我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说法。

世界杯期间，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我和贾尼尼之间的竞争，其实这是不存在的事情。贾尼尼是传统的穿针引线者，而我在场上的位置更K前。可惜的是，维奇尼认为，我上场后球队攻守比较失衡，他必须为此改变战术。而且他偏向于让当年自己手下青年队的球员上场，由于伤痛，我没有入选过那支青年队。

世界杯开始前，我在对希腊队的热身赛中最后上场踢了几分钟。世界杯开始后，我在对奥地利和美国的头两场小组赛中没有上场。6月19日，在小组赛第三场对捷克的比赛中，我首次担任首发，在盘球过了对方多名后卫后，我将球射入网内。

对于每个进球，我都有如痴如醉的感觉，但这样的进球则是一种解放和升华。过去在对那不勒斯的比赛中，我也有过这样的进球。这种进球需要想象力和创造性，K的是艺术家的本能。当我看到球进网后，我不禁兴奋地扑倒在地上。

在对乌拉圭的1／8决赛中，我射进一个任意球，但裁判判进球无效。在对爱尔兰的1／4决赛中，我打了71分钟。在对阿根廷的半决赛中，我在赛前才知道我是替补，维奇尼偏向让维亚利首发。维亚利当时说：“当比赛变得艰难时，上场的应该是硬汉。”

不管怎么说，我唯一清楚的是，我们是世界杯冠军的热门球队，我们应该赢得那场比赛，但最后我们输了。我对坐冷板凳当然不快，但感觉也不是那么糟糕。我还非常年轻，也天真，相信前面的路还很长。

我上场时比分是1比1，我经常问自己，如果这场比赛我首发上场，结果会是什么？没有答案，无法证明。在比赛的最后几分钟，我的一记任意球差点破网，但阿根廷门将创造了奇迹。点球决胜时，我的点球进了，但这不够，最后我们以点球告负。在以后两届世界杯我们均是这样失败，这种晦气让人很难咽下。

在与英格兰争夺第三名的比赛中，我们踢得很好。我助攻了一球，自己也进了一球。但大家都无心庆祝。这不是一场真正的胜利。在球场上，我们相互问道：我们赢了5场比赛，平了1场，怎么可能失去世界杯呢？但这是可能的。

整个夏天，人们谈论的都是世界杯，特别是塞雷纳和多纳多尼的点球失误以及我在半决赛中的冷板凳。但我已经开始考虑新的前途。

“拒罚点球”非我之过

1990年世界杯期间，尽管我已转会尤文图斯，但我公开声明我是以佛罗伦萨球员的身份为国家队效力。这对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是佛罗伦萨让我起飞。但尤文图斯球迷非常不满，在7月30日球队开始夏训的首日，他们散发传单，传单上写道：“你的举止以及声明，深深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



在与媒体以及球迷的见面会上，我没有将尤文图斯的围巾围在脖子上，而是将它放在身旁的椅子上。我并不是故意这样做，当时很拥挤，而且匆匆忙忙。但媒体对此大做文章。

在都灵的几年中，我从未完全适应新环境，经常思念佛罗伦萨。转会事件使我变得忧郁沉闷。我将自己封闭起来，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几乎从不在都灵过夜，只要可能，我就逃到家乡卡尔多尼奥，陪伴怀孕的妻子。

在女儿出生后，我更是训练一结束就立即回家。我经常在下午5点就穿上睡衣和女儿玩耍。没有任何东西比家庭更加重要，我总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我没有与尤文图斯融为一体，自己有很大的责任。

我和新教练曼弗雷迪尼关系很好，他以我为中心组建了球队，开始情况不错，有希望争夺联赛冠军，最后却连欧洲三大杯的资格也失去了。我们是一支特别的球队，发挥得好，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四五个球，有些比赛却反常，例如对热那亚那场比赛中，我们进攻了85分钟，却在最后输了球。

球队的发挥起伏不定，我想是有人反对新教练，但我不愿说出他们的名字。曼弗雷迪尼是个好人，也是个好教练，他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在尤文图斯第一个赛季，我在32场比赛中进了14球。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是1991年4月6日我在佛罗伦萨弗兰基球场所谓“拒罚点球”的那个插曲。我要说的是，到尤文图斯后第一个赛季对佛罗伦萨的两场比赛，我的运气都不好。主场是在1990年12月2日，那天正好我女儿出生，我根本不想踢这场比赛，我只想立即和妻子在一起。我带着高烧参加了比赛，比赛结束后匆忙回家。

当我第一次作为对手返回弗兰基球场时，气氛非常沉重。佛罗伦萨一些球迷在我转会时称我是雇佣军，是犹大。有些老朋友来看望我，他们担心要出事，于是我要反过来安慰他们。其实我也很紧张，在过去的球场和过去的球迷面前，我怎么可能不紧张呢？

比赛之前，我对曼弗雷迪尼教练说，如果比赛中有点球，我不罚。这并不是因为我不愿将球射进佛罗伦萨的大门，我是职业球员，不是个孩子。关键是佛罗伦萨门将马雷吉尼过去一直和我练点球，对我了如指掌，如果由我主罚点球，对他有利。

于是曼弗雷迪尼决定这场比赛的点球手是德阿戈斯蒂尼。比赛中我们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但马雷吉尼扑住了德阿戈斯蒂尼的点球。如果德阿戈斯蒂尼点球命中，其后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闲话。

这场比赛还发生了另一个插曲。当我被替换下场时，观众席上掉下来一个佛罗伦萨的围巾，我本能将它拾起来，整个弗兰基球场欢声雷动。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算是对佛罗伦萨球迷的告别。虽然他们在比赛中一直对我喝倒彩，但我本无法忘记他们多年来对我的爱戴。我知道这又得罪了尤文图斯球迷，但我不后悔这样做。我是个球员，但我首先是个人。我是个感情丰富的人。

面对许多批评，曼弗雷迪尼教练出面保护了我。他在更衣室当众与我拥抱，他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巴乔不是雇佣军，而是一个人，他还补充说，他的梦想不是做一个强队的教练，而是做巴乔所在球队的教练。他的话一直留在我的心中。

野鸭之缘

在佛罗伦萨效力时，我认识了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一次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打猎，我回答说，10年前我曾是个猎手，但后来不干了。他坚持说：“我们有个人工湖，我们在那里打野鸭。如果你乐意，你也可以来。”一天，他来我家对我说：“现在正是好季节，星期天早上吧，我带你去。”



那天凌晨5点，我准备好一切，跃跃欲试。老板和他的一个朋友开车将我带到湖中的一个棚屋里。天蒙蒙亮，我看到有7只鸟落在我的右边，但还没有看清是什么时，只听到一声叫喊：“快，开枪！”我们3人一同开枪，7只飞禽全部中弹。我们跑过去拿猎物，他们将一只野鸭放在我的手上。

从那天起，不，从那一刹那起，我就迷上了野鸭，迷上野鸭的眼神、模样和颜色。只要我闻到野鸭的气味，我就如同电击，不能自持。我知道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打猎不再是童年的热情，它变成一种成年人的狂热，近乎神圣。

到尤文图斯的第二年，一个熟人带我到帕维亚地区卡索尼巴罗尼的一家饭店吃田鸡。饭店老板叫彼得，是尤文图斯球迷，厨师叫米凯莱，是都灵球迷。米凯莱看到我时，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不相信我真是巴乔，他对我的熟人说：“你开什么玩笑，居然带一个长得酷似尤文图斯球员的家伙来这里？你至少可以把他的小辫子剪掉。”我板着脸不说话，他才明白我是巴乔。

卡索尼巴罗尼周围有许多湖泊，是打野鸭的好地方。共同的爱好使我和彼得、米凯莱成为忘年之交。彼得今年64岁，米凯莱今年58岁，他们的年龄都可以做我的父亲。但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打野鸭，先在饭店附近，后来到苏格兰，现在则去阿根廷。

卡索尼巴罗尼成为我最喜爱的地方。有一段时间，只要不回卡尔多尼奥，我就在这里过夜。

我对野鸭的疯劲是出名的。在一个8月的星期天，我和迪诺·巴乔一同去湖上看野鸭，我带着一个摄像机。天热得要命，迪诺带了5罐可乐。他很有教养，到湖上棚屋后问我是否可以开罐可乐喝。我对他说：“不行，迪诺，你疯了？一开罐头，噪音将把野鸭全部吓跑！再耐心等一回儿。”

我让他在赤日炎炎的棚屋里等了5个小时，鼻子下面5罐冷冻的可乐硬是一口未动。事后他对彼得和米凯莱说：“那人才是疯子。他让我渴了5个小时，我再也不和他出去打猎了。”

还有一次，我差点让罗西（AC米兰门将）被蚊子给吞了。也是8月的一个夜晚，我带他去打野鸭，回家时他的头肿得像个车轮。那里都是稻田，蚊子大而多。我没有什么，因为我的皮肤粗，但他被蚊子咬得一塌糊涂，气得立即回家，连晚饭也不愿和我一起吃。他也跑到我朋友面前抱怨说：“巴乔是个疯子，一个危险的疯子。”他说得对，我是太过分了。

我知道有人批评我说，作为佛教徒，我为什么要杀生。但打猎是我的爱好，从打猎中我学会了许多东西。如果不能杀生，我们都不应该步行走路，因为步行时也杀死许多生命，我们应该足不出户。对我来说，打猎并不意味着杀生，而是意味着让自己安宁、自我测验、自我探索。这并不违背佛理。无论如何，我现在越来越少开枪了。我经常只是从近处观察野鸭，乐而忘返。

野鸭是我最喜欢的动物，性格最接近我自己。我觉得自己前世就是一只雄野鸭。有时我也觉得我在前世可能是只腾飞的雄狮。我也喜欢雄狮，因为当它怒吼时，表现出力量和尊严。

我知道在我的身上有野性，重要的是让这种野性驯化，如同现在这样。我的许多对手，特别是盯人后卫对我进行挑衅，但我不为所动。有些教练对我发动了战争，不止3个教练是这样。但他们都没有成功，最后昏头的是他们，不是我。

我的第一个冠军

我在尤文图斯的第二年，特拉帕托尼回来了。他是世界最佳教练之一，我对他很敬重。他对我说，他信任我。他是个真正的男人，你可以与他争执，但他总是信守诺言。在足坛，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在特拉帕托尼手下，我的位置成了问题。我的理想位置是前腰，可以自由射门。但为了前锋斯基拉奇，特拉帕托尼让我做了牺牲，位置偏后一点。我可以理解他。今天和当年一样，特拉帕托尼可以要求我做任何战术上必需的事情，为了参加他的国家队踢世界杯，我也可以去守门。

1991－92赛季，我在联赛中进了18个球，我们踢得不错，但在足协杯决赛中惜败给帕尔马。1992年夏天，尤文图斯购买了维亚利，人们指望我们一起赢得联赛冠军，但我们没有成功。

维亚利在尤文图斯的头一年有一些问题，但即便我们状态很好，也赢不了联赛冠军，因为卡佩罗的AC米兰确实太强了，是一支战无不胜的球队，而我们仅仅是一支强队而已。

这个赛季（1992－93），我在27场联赛中进了21球。在1992年11月8日对乌迪内斯的比赛中，我射进了4球，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10天后对苏格兰队的比赛中我受了伤。下一场联赛是都灵德比战，尤文图斯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在第93分钟以对方的一记乌龙球赢得了胜利。于是有人说，如果尤文图斯没有巴乔，球队更加平衡，也更容易取胜。结果呢？没有我，尤文图斯在1992年年底连败三场。

但我在都灵还是受到许多批评，同时也传出尤文图斯准备用我交换帕尔马的米诺蒂的传言。就我所知，这是无中生有的消息，至少我没有想过离开尤文图斯。

1993年1月3日，我伤后复出的对手就是帕尔马，我的一记进球使我们打败了对手。4月17日，我们在圣西罗球场以3比1战胜AC米兰，球场观众为我的进球全体起立鼓掌。两个星期后，我们在主场以3比0打败了佛罗伦萨，比赛中我进了一个点球，这是我第一次对佛罗伦萨进球，当年佛罗伦萨降入乙级。

那个赛季我们赢得了欧洲联盟杯。半决赛的对手是巴黎圣日耳曼，在4月3日的主场比赛中，威赫在上半场为圣日耳曼进了一球，下半场我进了两记精彩的进球，反败为胜。4月22日客场比赛中，我也进了决定性的一球。

决赛对手是多特蒙德，主场比赛一开始，我们就落后一球，但最后我们以3比1取胜，我射进了两球，迪诺·巴乔进了第3个球。客场比赛只是表演性质而已。我想再进一个1990年世界杯对捷克队时的进球，我过了对方许多人，但球最后被门将没收。太可惜，否则那将是一记非常美妙的进球。

赢得联盟杯后，我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赢得的冠军，而且我是主角。为了庆祝胜利，我请全队在彼得和米凯莱（巴乔打猎的伙伴）的饭店吃饭。那是一个快乐的节日，我们大喝香槟酒，席间有人跳到桌子上起舞。

1993年，我赢得了欧洲“金球奖”。这颇出乎我的预料，因为就在一年前，我一票也没有得到。这是意大利球员第三次赢得这个荣誉。与此同时，我也获得了世界足球先生等荣誉。

1994年1月29日，我去巴黎领了奖。但是说实话，巴黎之行最让我感动的不是领奖仪式，而是我带女儿去迪斯尼乐园时她欢快的神情。从巴黎回家的路上，我经过了卡索尼巴罗尼。当时是凌晨6点，我没有惊动彼得和米凯莱，把奖杯放在饭店柜台上，独自打猎去了。当彼得和米凯莱从楼上下来吃早饭，看见放在柜台上的奖杯时，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

这是我一个美好的阶段。在1993－94赛季，我进了17球。我正在准备1994年美国世界杯，我视之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当时27岁，正是球员的最佳年龄。但这个阶段最美好的事情是我的儿子马蒂亚出生了。我第二次做了父亲，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

“萨基这家伙疯了”

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上，我们出师不利。在首场对爱尔兰的比赛中，我们因炎热和害怕而手足无措。这场失利后气氛非常紧张，我们再也不能犯错。



第二场对挪威比赛的前一天，萨基把我叫到一边说：“你看，你踢得没有预选赛那么好。”这是真的，但我的位置也变了，在预选赛中，我前面总有一个前锋，而在世界杯，萨基让我踢的位置太K前了。萨基听了后安慰我说：“罗比，你应该安静，你不要担心位置，因为你对我们如同马拉多纳对阿根廷一样重要。”这番话让我吃了定心丸。

在对挪威的比赛中，由于门将帕柳卡吃了红牌，萨基决定换下一个前锋。当我看到牌子上写着我的号码时，我忍不住说了声：“这家伙疯了！？”

萨基的战术是对的，但如果我是意大利的马拉多纳，我就应该在最困难的时候留在场上。我觉得被萨基耍了，我应该承认，我对萨基失去了信任。我们没有争吵，当时也没有进行澄清，但我们之间的某些东西破裂了。

第三场对墨西哥的比赛中，我踢得也不很出色。我是欧洲足球先生，我感到了身上的巨大责任。我在房间里闭门念经，以便获得内在的力量。

1／8决赛对尼日利亚，我们一开始就丢了一球。对手非常强大，他们打败阿根廷并非偶然，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踢得相当糟糕。佐拉上场后不久就无辜地吃了一张红牌。换人时我很紧张，生怕再次被换下。萨基这次没有换我是对的。终场前1分钟，我接过穆西的传球右脚射门，球打在一个后卫脚上进网。进球后，我又一次感到解放。

1／4决赛对西班牙的比赛中，我进了决定性的一球。在半决赛对保加利亚比赛中，我梅开两度，但我至今还后悔不已。上半场我们有不少进球机会，如果比分成为3比0，比赛就结束了，下半场就可以换人，我也情愿被换下。当时天气热得如同地狱，大家都累，需要喘息。但上半场对手进了一球，所以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分钟。

更糟糕的是，半决赛中我的大腿肌肉扭伤，虽然伤不重，但它限制了我对决赛的准备。萨基让我自己决定是否参加决赛。比赛当天上午，我穿着球鞋在旅馆大厅的墙上狠狠地踢了一脚。肌肉没有问题，我对萨基说可以上场，于是他让我首发。

在对巴西的决赛中，我们的状态不如对手。120分钟后点球决定胜负。在我的球员生涯中，我很少点球失误，如果点球没有射进，往往不是我将球打高，而是门将将球扑住。

当我走向发球点时，我头脑相当清醒。我很了解塔法雷尔，他总是倒地扑球，于是我决定将球射向球门中央，大约半米高的高度，这样他用脚也碰不到球。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塔法雷尔果真扑到了左边。可惜的是，不知什么原因，我的点球有3米高，飞出横梁之上。这是我球员生涯最糟糕的时刻，我很难走出这个恶梦。

在我之前，巴雷西和马萨罗也点球失误，但我的错误“消除”了他们的错误。我成了替罪羊。人们忘记的是，即使我罚进点球，巴西还有一个点球机会。人们也忘记了，如果没有我，意大利根本就进不了决赛。当队友去吃晚饭时，我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世界杯后，萨基对我的态度改变了。我多次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但我没有问过他。世界杯结束后，我27岁，在国家队进了24球。但萨基越来越不愿将我召入国家队，最后一次是在1994年9月6日，我上场踢了几分钟，然后就完了。

我对萨基没有报复之意，甚至谈不上生气。5年前他是意大利足坛最强势的人物，现在就我所知，他再也没有能力担任教练。他这样结束并非偶然。我过去就感觉到了。

萨基有许多敌人。许多人为他的完蛋而兴高采烈，但我不是。我们后来还拥抱过一次。那是1997年年底，我和他一起为Wind移动电话做广告。广告场景是美国世界杯决赛，我射进了点球，意大利赢得了冠军，我和萨基拥抱在一起。这是个历史性的错误，广告公司改写了历史：我和萨基重踢了美国世界杯，我们赢了。

尤文图斯的阴谋

美国世界杯之后，我在尤文图斯度过了第4个赛季。特拉帕托尼走了，我为他的离去感到遗憾。里皮来了，他对体能准备非常重视，带来了新的器材和体能教练。



与特拉帕托尼相比，里皮带来的变化并不小。里皮说，他要一个独立于巴乔的尤文图斯，其实我也愿意这样，这不是批评，他说这话是为了减轻我的责任。事实上，这个赛季我和他没有什么矛盾，我和他关系弄僵是以后的事情。

对我来说，这是个奇怪的赛季。我进了8球，其中不少球是决定性的，我们也赢得了联赛冠军，但我记得更多的是问题而不是快乐。最糟糕的是1994年11月27日客场对帕多瓦的比赛，上半场我攻入决定性一球后，我感觉了右膝盖“咔嚓”一声，旧伤又发了。手术是不可避免的，久病成医，根据我的建议所做的手术很成功。

在我养伤期间，皮耶罗爆发了。我为他高兴，我是看着他在训练中长大的，他对我很信任，经常征求我的意见，我也热心地帮助他。但对尤文图斯来说，有皮耶罗在家，他们不再想留我这样的28岁的高薪球员，尽管我并不愿意离开尤文图斯。

尤文图斯老板乔瓦尼·阿涅利对我总是很客气，我们经常通电话，但从未一起用过晚餐。他一直说：“尤文图斯视巴乔为普拉蒂尼的天然接班人，但巴乔从来没有达到普拉蒂尼的水平。”

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我喜欢普拉蒂尼，但他在当时的足球环境中、在他那支球队踢球比较容易。无论如何，他挂靴的年龄比我要早。

普拉蒂尼称我是9号半。这是个奇怪的故事，后来我也当面问过他。他说他的话并不是一个批评，而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10号，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前腰，我的位置更K前，更像一个前锋，即9号。因此，普拉蒂尼的说法颇有创造性，但媒体予以不同的解释。

在我与尤文图斯讨论续约时，我就清楚他们在逼我走。尤文图斯经理贝特加对我说，只有我降薪50％，才能续签合同。这就是尤文图斯的态度，要么你接受他们的条件，要么你走人。最后我选择了走人。

我们的分手并不愉快。尤文图斯的策略和佛罗伦萨的庞特洛伯爵一样，是在球迷面前诋毁我。他们到处宣扬说，巴乔不愿接受为期3年、年薪为200万美元的合同。

一次我去训练，发现贝特加正与球迷头目交谈，煽动球迷反对我。当时我只是说：“对不起，为什么你不给球迷解释，我的纯年薪是100万美元，而且你们要我减少50％？”贝特加交谈的对象是每个月工资只有1000美元的人，他们对我生气可以理解。如果我是他们，我也会生气。

除了这个插曲，还有许多事情伤害了我。一个星期天，我和妻子、弟弟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回家，路上有人要钱，我根本没有看清什么人，随手给了他2000里拉（约合10美元）。但事情没有完。两天后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条新闻称，巴乔一直在呼吁世界和平并帮助穷人，但只给慈善机构的人区区2000里拉。消息最后评论道：“巴乔与尤文图斯的合同有困难，所以他拿不出比2000里拉更多的钱。”

我不知道乔瓦尼·阿涅利对我离去有什么想法。最后一次见到翁贝托·阿涅利（与其兄乔瓦尼同为尤文图斯名誉主席）时，他对我说，我该走了，我的时代结束了，球会要在更年轻的球员身上投资等。随后，他几乎是漫不经心地劝我去国际米兰：“你知道，我和国际米兰老板莫拉蒂很熟……”我立即打断他的话头：“对不起，下个球队至少由我自己来选。”

与卡佩罗和萨基的不快

在我1995年决定离开尤文图斯后，许多外国球队邀我加盟，包括英格兰和西班牙的顶尖球队。为巴塞罗那或曼联踢球固然是个极大的乐趣，但我知道，如果出国，将永远失去国家队的位置，而且我也不愿迫使家庭特别是孩子去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我决定不去外国踢球。



在意大利球队中，国际米兰和AC米兰都想要我。尤文图斯想让我去国际米兰，但我拒绝了。我选择AC米兰的原因是，AC米兰早就对我感兴趣，贝鲁斯科尼在1990年就想买我。

我和AC米兰的交涉非常顺利。AC米兰经理加利亚尼和布拉伊达来到卡索尼巴罗尼（巴乔打猎处）和我面谈。米凯莱（巴乔的猎友）以为我们要谈很久，准备了一大盘香肠和奶酪。我们握手后坐下，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就达成了协议。

我和贝鲁斯科尼的关系很好。他和阿涅利不同，比较直接。我们一起吃过几次晚饭。他一直喜欢10号，对我很恭敬。但当时他已开始搞政治，球队已经感觉到他的疏远，也许我也感觉到这一点。

我在AC米兰穿的是18号球衣。萨维切维奇应该保留他的10号球衣，他比我先到AC米兰。在我一生中，我很少遇见他这样纯洁的人。他不但是个伟大的足球天才，而且为人方面也是个金童。有人说他和我是竞争者，这是无中生有的事情。我从未与任何人竞争过，更不用说和他。

在AC米兰的第一个赛季中，我参赛28场，进了7球，至少5球是决定性的，还有许多助攻。应该承认，我进的球不多，但问题是，每当比赛进展顺利时，卡佩罗教练就把我换下，一直是这样。他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在赛季最困难的时候用我，但我还是感到不快，因为如果我不踢下半场，就很难以自己的方式射门进球。

我和卡佩罗的关系开始还不错，后来变差了。我不能容忍歧视，不管这种歧视是对我还是对别人。这没有办法，我是个叛逆，这使得我和权威们的关系总是紧张。

这个赛季AC米兰第一次在没有荷兰人的情况下也赢得了联赛冠军，应该说卡佩罗完成了一个使命。但他似乎并不十分满足。当他准备离开AC米兰去皇马时，他似乎要和全队“算帐”。他做得很成功，在更衣室里，没有人能够再忍受他了。最后他也要试试我，但这次不顺利。

我们刚赢得了联赛冠军，去亚洲进行了巡回比赛。比赛情况不错，但回国途中，在我们乘车去机场时，卡佩罗坐在我前面两排，开始对我冷嘲热讽。他说，我不愿被换人，而且媒体对我的评价过高了等等。我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让他自讨没趣。

1996－97赛季开始时，教练是塔巴雷斯，他让我想起初到尤文图斯时的教练曼弗雷迪。他诚实守信，对我很器重。我们起先踢得也不错，但后来更衣室中有人造反，塔巴雷斯被赶走了。我对他的离去感到遗憾，他没有时间教给我们很多东西。

萨基从国家队直接回来了，我再也没有踢球的机会。球队解释说，在紧急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回到过去。结果大家都知道：球队立即在欧洲冠军杯赛中出局，联赛也是一塌糊涂。炒冷饭是个历史性的错误，但不少球会不时总要炒一下。

对萨基来说，我仿佛不存在。尽管如此，老马尔蒂尼在我接近31岁时仍将我召入国家队。当老马尔蒂尼打电话给我时，我还以为是个玩笑。当时国家队处于紧急状态，许多球员受了伤。

1997年4月30日，意大利对波兰的比赛在那不勒斯举行，我在下半场顶替佐拉上场。5分钟后，我射入精彩的一球，圣保罗球场的观众全体起立鼓掌。人们又开始谈论我。回到米兰后，萨基对我说，他看我的状态不错。但事情没有任何变化，我和萨基的关系进入冰点，没有预料到后来居然一起做了广告。

与此同时，我知道卡佩罗要回来，于是打电话给他摸底。我和卡佩罗从未发生过直接冲突，但其他一些队友连一面也不愿见他。他在电话里先是说得很含混，然后说球会要求更新，需要体力强壮的球员，而我的年薪太高了，如此等等。

我明白我必须走了，我已经打过防疫针。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分手没有留下创伤。

怒斥乌利维耶里

决定离开AC米兰后，我再次面临抉择。坦济家族要我，帕尔马是我所喜欢的艺术之城，离我的家也近。帕尔马俱乐部雄心勃勃，而且获得了冠军杯入场券，所以它是我的首选。我和坦济主席通了电话，我的经纪人已经开始交涉，但后来帕尔马来了个急刹车，原因我至今也不十分清楚。



据说是安切洛蒂和基耶萨竭力反对我加盟。安切洛蒂可能不喜欢拖后前锋，佐拉归根到底是被他从帕尔马逼走的。基耶萨的态度不很清楚，他后来一直否认反对我加盟帕尔马。

我第一次考虑去博洛尼亚是在1997年2月18日我的30岁生日晚会上，一个朋友对我说：“罗比，如果你在AC米兰有问题，为什么不来博洛尼亚？我肯定你将在博洛尼亚再生。”

这句话让我动了念头。后来我给加佐尼主席打了电话，他欢迎我去。博洛尼亚是盛行篮球的城市，但球迷对我的加盟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季票在我加盟后创下了纪录。转会博洛尼亚后，我剪掉了留了多年的小辫子，头发剃得很短。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其实我只是想变变而已。

乌利维耶里教练从一开始就不想要我，他去加佐尼主席那里说，如果博洛尼亚买我，就有降级的危险。他没有说服加佐尼，于是假惺惺地表示要辞职。他愿意执教一支不错的球队，但不愿手下有一个抢他风头的著名球员。

我们的关系在恶化。一次我停赛了，他将队长袖标交给马罗奇。当我停赛期满后，他对我保证说：“等一个星期，你就重新是队长了。”每次都这么说，一个赛季过去了，我再也没有戴过队长袖标。这样的事情很多，我想忘记它们。但是，在对AC米兰和尤文图斯这两场比赛中发生的一切，我不能忘记。

1997年圣诞节之前，博洛尼亚对AC米兰。赛前一周，许多记者采访了我，我不停地重复说，我对这场比赛很重视，我将全力以赴，为博洛尼亚增光等等。但星期六下午赛前最后一次训练时，我发现自己将是替补。

博洛尼亚首发阵容一般是在星期二或星期三确定，乌利维耶里明明早就决定不让我首发，但他偏偏让我对记者讲了一个星期的废话。我当时果断而有教养地对他说：“您让我受辱了。”

新年开始不久，对尤文图斯的比赛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赛前一周，我依然是媒体的焦点，但在星期六训练时，我又发现自己不在首发名单上。他这是在故意耍我，想到这里，我气急败坏地走了，回家后我对妻子安德雷娜说，次日我不去坐冷板凳。然后我给主席打了电话，我对他清楚地解释说，我来博洛尼亚是为了踢球，而不是来坐冷板凳。坐冷板凳的是乌利维耶里，不是我。

愤怒之下，我当天又去了球队住的旅馆。球队正在吃晚饭，乌利维耶里见我时含糊地说：“我想让你在对手疲劳时上场，你应该明白。”我回答说：“我什么也不想明白，你不过是在新年头里耍我。”他没有发作，而是问我为什么把事情搞得这样困难。听到这话，我失去了自控，冲他大吼大叫。

幸运的是，博洛尼亚输给了尤文图斯。如果博洛尼亚赢了这场比赛，乌利维耶里会说：“你们看到了，没有巴乔，博洛尼亚这样赢球。”这样，我将失去在球队的位置，这也意味着告别世界杯。但博洛尼亚以1比3的比分完败。当然，这场比赛我看也没看。

此后，我重新获得了主力位置，但乌利维耶里还是常常中途将我换下。作为教练，他拒绝与球员对话并且心怀妒嫉。当然，在我所接触的教练中，他不是最糟糕的。

尽管如此，对我来说，博洛尼亚是沙漠中的绿洲，是我新生的温床。在为博洛尼亚效力的一个赛季中，我参赛26场，进22球，这也是我个人的进球纪录。由于这个赛季的表现，我如愿以偿地参加了法国世界杯。如果没有博洛尼亚，我不可能参加法国世界杯，甚至今天已经不再踢球了。

皮耶罗的替补

对于我来说，参加法国世界杯已经是个胜利。我和老马尔蒂尼不熟，有人说他是迫于舆论的一致压力而不得不召我入国家队的。我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我希望不是。我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我在博洛尼亚效力时的表现证明了我无愧于国家队。



老马尔蒂尼说得很清楚，皮耶罗是主力，我是替补。我尊重他的选择。世界杯期间盛传我和皮耶罗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这没有根据。（我从来不与别人竞争，我和皮耶罗相处得很好，并不存在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对立。相反，我不遗余力地帮助他，我觉得在他身上看到了4年前的自己。对我来说，皮耶罗如同我的的弟弟，我们的关系比在尤文图斯时更好。——请用黑体）

皮耶罗在欧洲冠军杯决赛对皇马比赛中受伤，世界杯首场对智利比赛我担任了主力。我的助攻使维耶里首开纪录，而且在比赛结束前6分钟，我还制造了一个点球机会并主罚成功。（当时我说过，我是故意瞄准智利后卫的手而获得点球机会，今天在头脑冷静时，我也愿意确认这一点。）

第二场比赛对喀麦隆，对手始终对我拳打脚踢。我记得开场后不久，对手从我背后粗暴铲球，让我后怕。另外，裁判也判我的一个进球无效。虽然我们以3比0取胜，但我对自己的个人表现并不满意。在这场比赛的下半场，皮耶罗替换我上场。皮耶罗是主力，我是替补，我安宁地退场。许多球迷希望看到我们同时上场，与维埃里一同组成爆发性的三叉戟。在对喀麦隆比赛前的训练中我们也试过这种阵容，但老马尔蒂尼在比赛中从未使用过。

在对奥地利的比赛中，皮耶罗作为主力担任首发，我在下半场替换他上场踢了不长的一段时间。我和莫雷罗、大因扎吉打了个漂亮的配合并射进一球。这是我在3届世界杯上的第9个进球，进球数与罗西相等。我也是意大利唯一在3届世界杯上进球的球员。

在对挪威的1/8决赛中，我从下半场起就开始热身，我在场外跑啊、跳啊，但最后1分钟上场的机会也没有。当我看到教练示意换人时，我以为终于轮到我了，但上场的是另一个球员。大家对此都有点意外。

在教练席的后面，意大利观众开始抗议，他们要求让我上场。老马尔蒂尼恼火了，以致当场和几个球迷斗嘴。皮耶罗在这场比赛中没有显示出他的价值。他在对喀麦隆比赛中有恢复元气的迹象，但在这场比赛中又重新消失了。观众自然想到我。事实上，球迷和老马尔蒂尼的冲突也让我觉得好笑。

说实话，热身45分钟而不能上场，毕竟不是愉快的事情，但我对老马尔蒂尼没有任何报复之意。1990年世界杯上维亚利是主力，1998年世界杯上皮耶罗是主力。我的任务是在必要时准备上场，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许我的准备太充分了。

在对法国队比赛中，我在第50分钟顶替皮耶罗上场。皮耶罗踢得不好，但媒体对他的批评也太过分了，比如说他“在场上犹如迫使意大利以10人对11人”云云。我上场后有所表现，也差点进了一记“金球”。我将球带到对方球门的右边并起脚射门，我唯一的错误是踢得太干净了，球稍偏高而飞出横梁。如果脚法“脏”一点，我肯定球将入网。那将是一记美妙的进球，我也将成为英雄。

最后又是以点球决定胜负。这次我罚进了点球，球入网时，我觉得结束了一个恶梦并获得了一个解放。但我的点球不足以取胜。美国世界杯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这次发生在阿尔贝蒂尼和迪比亚吉奥身上。我的意大利在世界杯上就是没有运气，在8年的时间内，我们3次以点球告负。如果我们运气好一点，也许可以连续三次获得世界杯冠军。想到这一点，我至今心绪难平。

被里皮打压的日子

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结束后，我正式加盟国际米兰。我选择国际米兰，是因为它是一支强队，而且可以参加欧洲冠军杯赛。球迷希望看到我和罗纳尔多一起踢球，人们对我们期望很大。夏季训练时一切顺利，但联赛开始后情况却不妙。



1998年12月1日，刚获意甲最佳教练奖的西蒙尼被国际米兰解职，这在时机和方式上都是个错误。当时球队刚在萨莱诺踢了一场糟糕的比赛，虽然赢了，但我们踢得没有章法。在欧洲冠军杯赛上我们出师不利，但在对皇马的比赛中我们报了一箭之仇，我在比赛中进了两个好球，这也是我在国际米兰踢得最好的比赛之一。西蒙尼很能干，球队和他站在一起，我对他的下课感到很遗憾。

卢塞斯库接任教练之职，但这时球队整体精神已不复存在。我立即明白，西蒙尼的下课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卢塞斯库无能为力，这不是他的错。卢塞斯库的继任者卡斯特利尼和霍奇森的情况也是如此。球队已经瓦解，有些球员心不在焉，另一些球员也不全力以赴。从10月起就流传里皮要来的消息，大多数球员已经在考虑个人前途。国际米兰还是有几个球员卷起袖子大干，我是其中的一个。对那个赛季，我坚信的一点是，如果我们没有在奥林匹克球场以5比4打败罗马，我们将降级。球队已不复存在，我们离乙级近得超过人们的想象。

一年后，里皮来了，他干劲十足，尤文图斯的失败让他难过，他要立即东山再起。开始时里皮似乎准备重用我，他曾对国际米兰主席莫拉蒂说：“如果对巴乔有争议，那就说明出了问题。”我们初次见面谈话，他说要从博洛尼亚引进我过去的搭档肯内特·安德森。（谈话快结束时，里皮仿佛漫不经心地要我帮他找出球员中的刺头，实际上是让我做“间谍”。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于是我对他说：“教练，我将在各个方面帮助您，但您不要让我打小报告。”里皮脸色不对了，他说：“你误解了，我并没有要你去做间谍。”）

（一切都变了。安德森没有来，来的是维耶里，还有雷科巴，有人开始说巴乔是多余的。里皮在许多方面打压我。）举例说，夏季集训时，一次我向服务员要拌色拉菜用的辣椒，服务员给了我。但第二天我要辣椒时，服务员回答说：“对不起，我不能给您，您去问队医。”队医向我证实说，从今以后，如果没有里皮的许可，绝对不能吃任何东西。原来这是里皮的主意，他已经开始“搞”我了。

还有一次，在训练赛中，我从40米远处给维耶里传了一记妙球，他进球后转过身来向我鼓掌，帕努奇也对我表示祝贺。里皮却大怒地叫道：“维耶里、帕努奇，你们在干什么P事？你们以为这是剧院？我们是来训练，而不是来相互恭维。”他讲这话时语气硬得不可思议，大家听了呆若木鸡。

我在里皮手下成为所有人的替补，包括穆图和青年队的鲁索。实际上只有在国际米兰发生瘟疫时，我才有机会上场。里皮也千方百计在球迷面前诋毁我。一次在博洛尼亚踢球，观众席上打出一条横幅，上面写道：“巴乔，我们恨你。”这是有人收买了球迷，比如说免费送100张球票等。事实上，球迷是站在我一边的。

我不止一次萌生去意，2000年1月，特里姆要我去加拉塔萨莱伊，并给我出了高额年薪。我想逃避里皮，我已经打电话请米凯莱（注：巴乔打猎的朋友）随我去土耳其，做我的私人厨师。但我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半途而废。

在对维罗纳的那场比赛中，国际米兰以0比1落后，因为锋线没有其他人可换，里皮遂让我上场。我给尤戈维奇助攻了一球，自己也进了一球，我们反败为胜。（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大家注意到我帽子上用西班牙文写的一句话：“如果对你有用，那就杀我好了。”这是我对里皮的回答。）

在与帕尔马争夺欧洲冠军杯赛资格的附加赛中，我进了两个球，整个球场的球迷起立鼓掌。比赛结束后，里皮在更衣室向我祝贺，但我懒得听。太迟了，他对我的伤害太大了。与萨基和乌利维耶里相比，里皮走得太远了

罗伯特·巴乔

如果有人问我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员，我要说是贝利、马拉多纳和巴乔。当然，贝利和马拉多纳两人都是外星人，我和其他一批人算是追随者。



我对足球有不可遏制的巨大热情。对我来说，如果没有热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快乐，一切就毫无意义。支持我克服伤痛并至今支持我踢球的动力就是热情。但一旦你成为一个职业球员，所有东西都变了，热情变成了工作和生意。

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职业球员不能享用热情这种奢侈品，你必须循规蹈矩，否则你就会成为异端。足球上存在着太多的经济利益，足球正在逐步失去他的魅力。我深感幸运的是，在一个由生意人和伪君子们所主宰的日益糟糕的足坛，我的热情之火没有熄灭。这使我得到了拯救。

现在，真正的球星越来越少，但这不是球员的过失。足球现在变成了一个肌肉和体能准备的问题。即便是在训练中，如果有人多过几次人，他将被教练扔到冷板凳上。如果所有教练都像马佐尼，足球还有希望，但马佐尼62岁了，他来自另一种足球，他也是异端。

如果我是意大利足协主席，我将控制开销，保持收支平衡，避免我们的球队走向崩溃；我将限制经纪人以及其他所有K球员挣钱的人的权力；我还将对外籍球员的数目进行封顶，以便培养我们年轻的球员，因为在上赛季，有些大球队如愿以偿地消除了对非欧盟球员的名额限制，这不但没有公正可言，而且非常危险。

兴奋剂问题让我吃惊。我不知道足坛兴奋剂的具体使用情况，但肯定有人在用，目前的情况微妙而且混乱，弄得草木皆兵。记得上赛季在一次客场比赛时，我让人去酒吧给我买一杯咖啡，那人走后我立即问自己，在咖啡从酒吧到球场的途中，是否会有人在咖啡里放点什么，我要承认，兴奋剂问题让我紧张。

不管能否如愿参加世界杯，在世界杯结束后我都有挂靴的可能，但我也给自己留下了一点重新考虑的余地，如果赛季结束时我身体良好，也可能推迟告别足坛的时间。我清楚地知道，现在的比赛我踢一场就少一场，每次进场时我都明白这一点，所以对于挂靴我并不非常忧郁，说到底，我是个宿命论者，有朝一日当我不能发挥较好水平时，我将告别足坛，因为我很难忍受在我球员生涯中出现没落期。无论如何，最后的决定将由我自己作出。

对于未来，我还不很清楚。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打算日后是否担任职业教练，当然，既然有一些家伙也在干这一行，我想我也可以做得很好。不过，我更愿意在足球学校教孩子踢球，是的，我很愿意训练孩子，如果有条件，我会这样做的，因为我太喜欢孩子了。

我是个梦想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应该也是。我的足球梦是参加2002年世界杯，但更大的梦想是帮助孩子和穷人。是的，让孩子的眼睛里充满快乐，这就是我最大的梦想。——《巴乔自传·天门》结束篇

与特拉帕托尼的约定

在国际米兰度过了两年之后，我必须寻找一支新球队。那不勒斯、雷吉纳和乌迪内斯对我感兴趣，英格兰和日本的一些球队也邀我加盟。为了参加第四届世界杯，最后我选择了布雷西亚。



布雷西亚教练马佐尼对我说，如果我去布雷西亚，他将非常愉快，并将围绕我组建球队。马佐尼的话使我自豪，但日本一支球队给出了不可思议的高价，我不能不考虑。如果我接受邀请而出国踢球，则意味着与世界杯告别，于是在答应马佐尼之前，我先给国家队教练特拉帕托尼打了电话。如果特拉帕托尼认为我绝对没有希望参加2002年世界杯，那我就选择去日本，否则就加盟布雷西亚。

我当然不会要特拉帕托尼照顾我，我知道他的为人，而且我的自尊和自信也不允许我做这样的事情。我只要与其他人同等的条件。特拉帕托尼说得非常清楚：他对国家队的老将和新秀一视同仁，能否参加世界杯完全取决于球员本人的表现。听了这话，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马佐尼。

我和马佐尼的关系真诚而深厚。我们相见恨晚。如果当年我留在博洛尼亚，我将早两年认识他。像他这样的教练现在几乎不再存在了。他让我重新发现了踢球的乐趣，和他在一起，有时我觉得自己变成了小伙子。

在布雷西亚头一年，我们开始踢得不错，在足协杯赛中甚至淘汰了尤文图斯。我的状态也很好。在罗马奥林匹克球场举行的庆祝新世纪的友谊赛中，特拉帕托尼召我入意大利队，出战外籍明星队。

但我做了这辈子最荒唐的一件事。比赛前两天，在训练结束后，我独自练了一个半小时的任意球。晚上上床时没有问题，但上午醒来时腿不行了。比赛时当特拉帕托尼让我上场时，我只能对他说明不能上场的原因。这全是我自己的过错，这场比赛对我很重要，我恨不能在自己头上开一枪。

因为这个事故，我在联赛中也跳过了对拉齐奥和罗马两场重要的比赛。圣诞节之前，我以为伤好了，于是参加了对莱切的比赛。那天天气非常寒冷，球场结了冰。比赛开始后10分钟，我主罚了一个任意球，踢球时突然感到腿上仿佛被捅了一刀。我因伤停赛两个月。期间许多人再次说我完了，布雷西亚处境也非常糟糕，在联赛倒数第一，似乎不可避免要降级。

命运喜欢捉弄人，我伤后复出第一个碰到的是佛罗伦萨。特里姆的佛罗伦萨远比我们强大，但我梅开两度，最后将比分扳平。后来在客场对尤文图斯的比赛中，我也进了一记美妙的进球，为布雷西亚扳平。我们开始对保级充满信心，最后我们提前两轮保级成功。

联赛结束后，人们又开始谈论我将去一家豪门，但我没有任何动机走人。我在布雷西亚在一切很好，我要遵守合同，只要有马佐尼，我就感到安宁。本赛季开始前，马佐尼因为对球迷不满而打算走人，说实话，如果他走，我也不会留下。

马佐尼和我的性格不同，他很外向。在对亚特兰大比赛中，面对对方球迷的侮辱，他在赛后气冲冲地跑向球迷发泄怒气，比赛中我进了3球，将比分扳平，马佐尼戏称是巴乔的“淘气”导致了他的发火。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他奔跑的样子，觉得很好笑。马佐尼生气时一样可爱。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本赛季对我非常关键。参加下届世界杯并非海市蜃楼，我信心满怀

我的导师池田大作

佛教使我领悟到生命的真谛，也使我认识了我的导师池田大作。从我接触佛教的第一天起，我就听到别人谈论池田大作。池田大作是创价学会的主席，引导我走上佛教之路的佛罗伦萨佛教中心就是创价学会的一个分会，它建立于1975年，是意大利最早的一个分会。



1993年，我有幸在日本第一次见到池田大作，非常激动。1994年在米兰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和平会议，我和他再次见面。4天后我动身去美国参加世界杯。他对我说，我在这届世界杯将遇到极大的困难，我必须顶住，而且我将在最后一刻成功或失败。他说这话时我不懂什么意思，在对巴西的决赛后我才恍然大悟。

后来池田大作邀请我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世界青年日活动，让我讲述自己的球员生涯。2000年10月，池田大作将我树立为模范，我由此成为创价学会的代言人之一。我的导师认为我出生贫寒，但能克服种种困难而实现梦想。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无愧于这番话，但这给我增加了责任感。我必须以我的经验来证实信仰的价值。我是个名人，也许我可以给别人显示出什么，虽然第一个要学习的总是我自己。所有的人都值得我学习，比如说我从儿子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而他才6岁。

古力特荣获欧洲足球先生荣誉时，将它献给曼德拉；而我获得这一荣誉时将他献给了池田大作。曼德拉、马丁·路德·金和甘地都是我十分尊敬的人物，他们为人类的基本价值而献身。在我看来，池田大作很像甘地。

对于池田大作及其创价学会，外界有种种指控和争议。这些声音对我无足轻重，原因非常简单：创价学会在日本变成了一股文化和社会势力，信徒达1500万之多。它在宗教、人道、经济、工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都很活跃。这让传统上是统治阶级一部分的僧侣阶层感到非常不安。池田大作与中国、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卡斯特罗、非洲、拉丁美洲、美国和欧洲都保持着良好关系，权势集团也为之担心。

可以说，信佛影响了我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政治观。我对意大利的政治家不很信任。他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谈论人民。我在意大利所看到的政治如同演戏。我并非每次都去投票，只有在我认为重要的事情上我才去投票。今天在意大利，谁真正帮助别人？谁搞政治是为人民服务？谁？很难说出一个名字，因为一个也没有。

在日本，创价学会创建了学校、建立了用于不同种族和文化交流的大学。它来自基础，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出自热情和同情，为他人服务。我觉得在意大利并不存在类似的东西。

池田大作也挺喜欢足球。我将穿过的所有球衣，包括义赛的球衣都带给池田大作一件，他将这些球衣都陈列在创价学会的珍品厅里。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我献给他一件布雷西亚的球衣。我对他说：“先生，我希望以布雷西亚的球衣重新征服国家队。在这种情况下，我将来日本献给您另一件球衣，意大利国家队球衣。”他这次没有预测我的前途。

关于巴乔的各项纪录

点球
　　巴乔所踢的点球之多堪称纪录，他是意甲联赛踢点球最多的一名球员，共71次，成功63次。这也是一项纪录，8次失败（其中两次在对方守门员扑出之后又为本队队员踢进）。第一次失败是在90年4月8日罗马的弗拉米尼奥体育场，罗马0-0佛罗伦萨，点球被坦克雷迪扑住。

　　巴乔在国家队比赛中所踢的点球也是一项纪录：踢7次，中7次（只包括正式比赛时间内和补时时间内所踢的点球，不包括最最后以点球决胜负时所踢的点球）

　　巴乔在正式比赛时间之外以点球决胜负的点球中，巴乔一共踢过4次，仅失误一次，但失败的这一次，却是让他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次：1994年7月17日，美国洛杉矶同巴西进行的世界杯决赛。
同一场比赛的多次进球
　　92年11月8日，尤文图斯5-1乌迪内斯，巴乔独中4球，没有一个点球。

　　一共有8次上演帽子戏法，其中7次是在意甲联赛中，分别是：89-90赛季的佛罗伦萨（5-1胜阿科利）；91-92赛季的尤文图斯（4-1福贾）；92-93赛季的尤文图斯（4-2福贾）；93-94赛季尤文图斯（4-0热那亚）；97-98博洛尼亚（5-1那不勒斯）；00-01布雷西亚（3-0莱切）；01-02布雷西亚（3-3亚特兰大），另外一次是在90-91的欧洲冠军杯上，对阵奥地利维亚纳快速队，尤文图斯4-0取胜。

　　一共有47次连续进两球，其中29次是联赛比赛，6次是意大利杯赛，7次是欧洲联盟杯赛，5次是国家队比赛。　

　　巴乔在布雷西亚曾经创下一个纪录，从24轮到29轮连续6场比赛都有进球。

黑纪录
　　巴乔曾4次被罚下场，第一次是在意大利杯比赛中，其余三次都是意甲联赛中，为此，共付出停赛5轮的代价

　　1） 意大利杯 89年1月25日 佛罗伦萨1-1桑普多利亚

　　2） 意甲联赛 89年3月19日 亚特兰大0-1佛罗伦萨

　　3） 意甲联赛 89年5月28日 尤文图斯1-1佛罗伦萨

　　4） 意甲联赛 97年10月5日 皮亚琴察0-0博洛尼亚　

教练
　 从维琴察的马齐亚到布雷西亚的德比亚西，共有18位教练在比赛中使用过巴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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